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对年轻人来说，是一种选择、一种设计，也是一种对人生的投资。敢于冒险，还是安于稳定牛掌柜，既是一个人自身性格的因素，也受外部趋势的影响。
社会学家苏珊·克林专注于研究当代日本青年移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，在新书《逃离都市的日本青年》中，这位北海道大学副教授采访了118名青年，探究2009~2017年间，这些年轻人为何离开大城市搬到乡村。在这些20~45岁的受访者中，有一些有海外旅居经验，有一些毕业于日本顶尖高校或曾在知名大型企业工作，也有一些人非常普通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有个性化的生活设计。
在苏珊·克林眼里，“上东京”不再是日本当代年轻人唯一的追求，也就是说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迷恋在大都市进入职场，在终身雇佣制下追求职业理想，而是希望到乡村去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这些受访者给苏珊·克林留下的最强烈印象，是大多数人不希望“被管”，厌倦“班味重”的职场，希望过上“真人感”强的生活，靠自己去创造一番事业。
中国当代青年中也有一些人在进行扎根乡村的探索，他们可以从日本稍早的实践中借鉴什么经验？苏珊·克林的观察和思考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考。
重新设计生活方式，既新奇也有风险
“可以马马虎虎过活，生活节奏很让人放松，这两种感觉交织在一起，就是我喜欢小村镇的原因。”在宫城县石卷市的一个灾后重建区，一位三十出头的移居青年告诉苏珊·克林，自己之前住在京都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不久，他到石卷做救灾志愿者，此后一直没有离开。他开了一间小店，依托小店，他和当地人，以及很多来参与灾后重建事业、寻找新机会的外地人保持着联系。
在苏珊·克林看来，这位青年的心态有一种“边缘性”，他的态度决定了他不一定能在当地建立稳定的生活，但这种态度并非消极，而是蕴藏着巨大潜力，或许能为当地社群的中长期变化提供有建设性的新观念。她认为，当代日本青年对归属感和“家”的认识在变化，“你在的地方就是家，你在的时刻就有家”。
由于在乡村可以从事有益于自己和社会的工作，年轻人会有“心潮澎湃”的感觉，从而产生积极向上、灵感勃发和干劲十足的情绪。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从东京搬迁到一座偏远的小岛，她在2016年接待苏珊·克林时表示，在东京的时候，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购买衣服和各种商品，沉迷于花钱。“小岛很偏远，没法买到以前习惯吃的麦片牛掌柜，但可以用收获的或别人送的农产品，自己搭配早餐谷物。”
这位受访者说，在小岛上随时可以体验各种户外运动，这样的快乐是她在东京时从未体验过的。因为不再需要花很长时间通勤，在小岛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大增，虽然岛上娱乐项目不多，却正好可以尽情享受自然。移居之初她有些不安，如今已经适应了新的日程时间安排。
书中写到的移居青年，有的开起了村里从未有过的新式餐馆，有的成为女性村民手工艺创业的领袖，有的改造空关的老房子并成功开了民宿，有的成了当地政府招揽渔业体验者的形象大使。
不过，苏珊·克林在访谈中也发现，一些青年在移居小地方时，原本梦想的是过“慢生活”，新工作干起来后，却比之前更忙，甚至工作量超过了自己在大城市的时候。这一方面是他们自我认同感提升的表现，是好事，另一方面，也有不少人在硬撑，坦陈没想到会这么累，以至有人很快就扛不住了。
还有的青年来到小地方本想做自由职业，却被困在了政府机关工作中，处处受限，离自己搬家前的预期越来越远。但在乡村或小镇，工作选择面不大，要么再次改变，要么忍耐。
真希在石卷市的一家纺织品设计店工作，这家店是一位来自东京的前救灾志愿者开的。真希的日常工作是按照店主的指示制作纺织品，并指导一名新员工动手制作。这份工作收入不高，为了维持生活，她得同时打三份工，每周有三个晚上要去一家餐厅工作，其他时间还要去一家酒吧打工。
三十多岁的真希是北海道人，她也是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来到石卷的。到2017年，她在移居地的工作依然忙碌琐碎，几乎没休过假，也没有充足时间去社交和寻求职业发展。真希希望自己能维持好身体健康，等有时间了，想去接受厨师培训并考取职业证书。
想好自己要什么
日本第一批较大规模的“生活方式移民”牛掌柜，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，当时不少年轻人移居冲绳，他们看中的是那里具有“异国风情”的自然景观，仿佛不用护照就能出国旅游。在苏珊·克林眼中，近十多年的青年移居者则是以新的方式在算一笔生活方式的账。农村生活成本低，空闲的房屋和有待激活的社会资本充裕，广阔天地大有可为。现在看的是谁更有创造力，能成功地展开创业项目或社会实验行动。
京都大学学者吉琛佳长期关注日本移居青年的发展问题。吉琛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，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，到大都市发展的青年返乡、城市青年去地方或乡下发展的趋势，就已经开始出现。即便如此，现在“上东京”还是一种主流观念，而且由于交通更便捷了，过去可能会选择大阪、广岛、仙台等地的年轻人，会跳过这些区域中心城市直接上京。
据吉琛佳观察，地方移居趋势有一些新特点。比如，地方再生项目能得到地方自治体和财政拨款的支持，吸引到很多年轻人参与，包括永续生态社会、技术赋权、互助社群、社会教育等议题，年轻人参与这些项目的未来发展预期，并不比到东京发展的人差。东京也在变得不那么“冷漠”，吉祥寺、高圆寺、下北泽、东横等一些区域，逐渐有“村化”的味道，出现联系紧密的熟人社会，成为闲散青年的聚居地。
在中国，相似的移居青年个案屡见不鲜。沈小姐5年前从上海移居云南大理，住在洱海边的一个村里。她告诉记者，自己从事的是生态科技与信息化工作，待在东部沿海大城市当然是好的，但云南的气候、环境、饮食吸引了她。大理的青年移居社群已经发展了三四十年，氛围不错，她已经交到不少朋友。她在江浙沪的业务比较多，但在云南的工作也在增长。秋冬季到春节前，她有时会去东部沿海城市做现场工作或参与活动。在江南比较难熬的盛夏，她主要待在云南。但沈小姐也感觉到，大理的社群能级有限，她关注的前沿科技议题能够对话的人不多。气候变化也给她带来了新烦恼，比如今夏云南降雨量大大增加，破坏了她院子里的植物园，需要花很多额外的精力去整修。
另一位李小姐，近年把一半的时间从常居地上海移出，放到了浙江沿海岛屿上的老家。她从事文化旅游相关工作，业务繁忙时可能每月有十多天需要住在岛上。她的一些项目包括将岛屿开发的潜力宣传到其他省市，并支持想到岛上做文旅或商业创业的外地青年和返乡青年。李小姐经历了重新适应家乡生活的过程，毕竟她已经在大城市的传媒行业工作多年，两地生活节奏和商业氛围差异很大。她告诉记者，长期观察来看，在岛屿上最容易创业的还是餐饮类项目。挑战比较大的则是需要外部公信力、强调知识产权的业态，比如设计，因为当地是小圈子的熟人社会，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信赖，对外部流行趋势不一定跟得很紧，有时会显得有些盲目和茫然。
城市研究者宋敖曾在过去两年中游历日本各都道府县，探访了数十个乡村和小镇，包括一些较为偏远的地方和灾后重建地域。在比较中日青年的移居乡村趋势时，他认为，日本的城乡差别相对不大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均衡，比如村里也有酒店、便利店、商场等基本业态，只是服务的密度低于大都市。而在国内，离开大城市去乡村生活和工作，可能意味着很多基本物质条件需要自己想办法。
苏珊·克林在书中强调，日本社会对于农村地区发展前景、移居青年所扮演角色的看法，也是在不断变化的。农村变成了一种试验场，相应地，年轻人对生活方式也抱有试验心态，保持接受变化的积极心态可能是当下最大的特点。
吉琛佳也提到，在大城市和地方农村之间“多据点生活”的方式正在兴起，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远程工作普遍化，很多人开始在东京之外营造另一个生活据点，并来回移动，利用城乡各自的相对优势，展开一些创新的业务，相关情况值得长期关注。
《逃离都市的日本青年》
[奥]苏珊·克林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0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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佟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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